“医生说你腹中长了肿瘤，需要开刀切除。”。

1937年夏，经过几个月的奔波，奉延安之命，负责去上海接运国际共产组织送来的资金的毛泽民、危拱之、钱之光、钱希均四人终于抵达目的地。

长时间的奔波，让已怀有5个月身孕的危拱之病倒了，头晕目眩呕吐不止，送去医院一检查，肚子里竟然长了一个肿瘤。

这个消息，让危拱之心头一沉。

这次来上海，他们四人的任务繁巨，不仅要接收资金，还要把这笔资金给兑换成民国政府的法币，以便延安的同志们，能够用来购买根据地积蓄的各种物资。

这时候身体出了状况，无疑会耽搁任务的进程，晚一天回去，延安的同志们就要多困难一天，怎么办？

思索片刻，危拱之便有了决断，肿瘤要切除，肚子里的孩子……也不要了，如此一来，回去的时候，就不会拖累大家。

听危拱之这样说，毛泽民三人心头一惊，这可是孩子啊，还能说不要就不要？

但危拱之却不听他们的劝阻，坚决如此做，很快，她被推进了手术室，饶是危拱之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，但在失去自己骨肉的那一刻，也不由落下泪来。

她之所以要打掉自己的孩子，一是为了能按时完成任务，第二，则是因为丈夫叶剑英的前妻曾宪植写信联系他了。

曾宪植，危拱之也认识，她们都曾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的成员，是关系莫逆的战友，她不想成为他们复合的阻碍！

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她谁都不怪，只怪自己命太苦。

危拱之，原名危玉辰，河南信阳人，出生当地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，父亲危尚忠是清末秀才，以教书为生。

危尚忠虽学的是“八股”，但却思想开明，他对腐朽的清政府不抱一点希望，反而很支持革命。

沾了父亲的光，危拱之虽是女孩，但7岁时就进了私塾读书，9岁时又转到教会学校学习。

小时候的危拱之酷爱体育，为了不让“小脚”束缚自己，她毅然扯掉了裹脚布。

1924年，19岁的危拱之考入了河南第一女子中学，在这里，她接触到了《新青年》，读了不少鲁迅、郭沫若等人文章，渐渐开始关心时政。

1925年，五卅运动爆发，愤慨不已的危拱之，跟同学走上街头，痛斥北洋政府的可恶行径，并参加了学生代表团，去郑州宣传慰问。

1926年11月，危拱之跟10多名男女同学，一起来到武昌报考黄埔分校，并成功进入黄埔军校史上唯一一期女生队。

在这里，她跟来自湖南的曾宪植成为好友。

与危拱之不同，曾宪植是真正出自书香门第，她的高祖父，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，她的家族在湖南是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。

幼时的曾宪植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后来，他考入了湖南师范，是在“延安五老”之一的徐特立的影响下，走上的革命道路。

进入黄埔分校不久，曾宪植便被调到了叶剑英所在的军官教导团担任文书，二人相识相恋并结为夫妇。

二人的恋爱，危拱之也算是见证者之一。

二人成婚之时，正是革命最艰难的时候，婚后没多久，曾宪植被派到了上海做地下工作，叶剑英则前往苏联学习。

1929年5月，曾宪植因从事革命活动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，组织将她营救出来后，决定让她前往日本留学。

1931年，回国的曾宪植跟叶剑英重逢，他们本想着一起前往苏区，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，再次各奔东西。

在此期间，奉命返回老家河南从事地下活动的曾宪植，也找到了自己的爱情，与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张景曾结为夫妇，并一起前往苏联求学。

可惜，危拱之跟张景曾未能长长久久，到苏联不久，他们便遇到了肃反，张景曾被打成“拖派”，然后就“失踪”了。

而危拱之，也因为替自己丈夫说话，被开除党籍，去了一家印刷厂劳动。

1931年2月，危拱之离开苏联，来到了闽鄂赣军区搞宣传工作，在军区参谋长肖劲光的过问下，她恢复了党籍。

紧接着，她来到了瑞金，进入红军学校工作，并与李伯钊、伍修权等人一起，组建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文艺团体——八一剧团。

后来，她又为红军组训了十几个剧团，培养了一大批文艺人才。

在此期间，她开始了第二段恋爱，恋爱对象是时任红军大学总教官的郭化若。

谁料恋爱没多久，郭化若也被怀疑是“拖派”，那些人还让她跟踪监视他，这让危拱之很不理解。

于是，他找到毛泽东、朱德询问郭化若的情况，二人的回答都很坚决，郭化若是个好同志，没有任何问题。

得到二人的肯定，她就实事求是的告诉了他们郭化若的情况，结果危拱之遭了殃，再次被开除党籍，她也被迫和郭化若分手了。

虽遭遇不公，但危拱之的革命信念并未动摇，长征之时，在老战友叶剑英的帮助下，她跟着长征的队伍离开了根据地。

整个长征的过程中，危拱之完全时靠一双脚走完，不仅如此，她还照顾伤病员、做宣传工作、文艺工作，忙的不可开交。

“红军强，红军强，千难万险无阻挡；行军路上揍老蒋，北上抗日打东洋……”，她编的《凤阳花鼓》，给了无数同志走下去的动力。

1935年10月，红军来到了陕北瓦窑堡，为了做宣传，文艺活动也多了起来，危拱之终于有机会发挥自己的特长了，她一个人编的节目，就足够一场演出。

再后来，西北工农剧社成立，危拱之的工作就更忙了，1935年年底，在朱瑞和谭政的帮助下，危拱之恢复党籍。

紧接着，抗日人民剧社成立，危拱之被任命为社长兼任导演。

1936年7月，负责做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叶剑英，找到了危拱之，希望危秀英到安塞去宣传“停止内战，共同抗日”，去宣传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”等内容，危拱之欣然同意。

在安塞，二人的接触渐渐变多，叶剑英也喜欢上了这位多才多艺的女同志，已经40岁的他，提出跟危拱之恋爱。

然而，经历了许多磨难的危拱之，却不愿意再恋爱了，因为在她看来，自己就是个“麻烦”的人，她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。

但叶剑英却说：“我爱的就是布尔什维克！”。

在叶剑英的追求下，危拱之最终同意了，1937年，40岁的叶剑英和32岁的危拱之喜结连理。

谁料结婚没多久，失去音讯五六年的曾宪植从日本回国了，被调到武汉《新华日报》工作的她，写了封信联系叶剑英。

得知此事后，危拱之陷入了深深的痛苦，在经过深思熟虑后，她决定退出，这才有了文章开头，做手术的时候，顺便拿掉孩子的事情。

回到延安后，危拱之便跟叶剑英离了婚。

离婚之后，叶剑英以八路军驻南京代表身份进入国民党统治区，跟曾宪植再续前缘，1938年，曾宪植怀孕，并生下儿子叶选宁。

可惜，因为时局的原因，在一起没多久，叶剑英和曾宪植便各奔东西，各自忙各自的工作去了。

等1941年，曾宪植来到延安，此时的叶剑英，已经娶妻吴博，并且生下了女儿叶向真……

离婚之后，危拱之就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革命事业上，很长时间都没有考虑个人的事情。

1938年初，危拱之被派到河南工作，担任河南省委秘书长、省委组织部长等职，为河南的革命，做出突出贡献。

1940年，危拱之与豫西南地委书记郭以清等人一起奔赴延安，参加七大。

在此后的工作中，她跟小自己十几岁的郭以清相恋，可惜，恋爱没多久，他们便碰上了“整风运动”，危拱之再次陷入“麻烦”之中，他们的恋爱也受到阻挠，无疾而终。

不仅如此，在这场运动中，危拱之受到了极大打击，甚至以自杀做出抗议，幸亏被人及时发现，救了下来。

1945年，危拱之重获清白，她被派去了赤峰担任市委副书记，在指挥反霸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，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1947年6月，危拱之升任赤峰市市委书记，这年秋，日寇撤退时留下的细菌工厂，引发了鼠疫。

为了控制疫情，危拱之亲自背着药箱，去疫区处理死者，安抚家属，给病人打针，当地百姓对她感激至极，称她为“救命的医疗队长”，也是在这场疫情中，危拱之的身体受到侵害，患上了肺病。

1948年11月，危拱之被调到沈阳市北市区当区委书记，可惜上任仅仅几个月，她的病情便发展成了肺结核三期。

1949年1月，危拱之来到北京休养，从此开始了长期的休养生活，没有爱人，没有儿女，晚年的危拱之有多孤独，可想而知。

1973年2月8日，危拱之离开人世，年仅68岁……